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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明合
周德文，作为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的会长，在中小企业最艰难的时候，积极建言影响国家政策，拉了温州中小企业一把（详见《南方周末》8月28日《靠商会去讨价还价》）。这样的利益代言人能出现在温州，政治宽松的公共领域空间、态度开明的官员和特殊渠道的能人，这三个条件可谓缺一不可。
在中国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温州模式”走的是一条民营化和市场化的道路。这种自下而上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使得温州社会的公共领域未被更多的国家化。
私人领域的空间相对宽裕，民间力量活跃，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层面上积极推进的行业自治、社区自治、村民自治运动，使温州公共领域的自治性进一步强化。这些，正是周德文和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能诞生并赖以生存的土壤。
由于本土企业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具备巨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因此代表这一群体的“资产者的公共领域”得以积极扩展。
而温州地方官员也乐意于对这一精英团体表示尊重，并相对开明地给了活动空间。
在这些必然和条件下，周德文这样出自体制内，“既有学者影响，又具民主党派身份，长期担任人大政协职务”，“利益诉求有比较通畅渠道”的特殊人物，则成了偶然。在当前形势下，所谓能人，往往也必不可少。而“促进会”所奉行的会员支付经费、高度自主的制度，也造成了其能心无挂碍地充当会员企业的利益代言人。
虽然，由民间商会撑起的“资产者公共领域”，尚非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但这样的情景却似曾相见。比如晚清民初以来的“绅商”。商人们由经济精英而社会精英。以公共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最终造就民国初年市民社会的短期繁荣。
如果乐观一点，我们或许可期盼，随着更多如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这样的高度自主化的社会组织的涌现，一种全新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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