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搞坏了，反对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声调很高，甚至跟“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联系起来了，帽子很大。所以，我很小心。

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是多年从事研究国际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的专家，1990年9月30日，根据我布置的任务，江春泽送来了她整理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这份材料说明，计划和市场根本就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关联，是后来苏联把它们联系起来，又自己弄个禁锢把自己套上了。

我认为，这个材料很好，要给上面送。大概一共印了20多份吧。我给江泽民、李鹏各寄了一份。

江泽民看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好，讲清了问题。李鹏看了以后，指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中央办公厅也打电话来，要我们再加印二三十份送去。因为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不是在理论界，也不只是在具体实际工作部门，而是高层的看法有分歧，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显得十分迫切。

11月5日到7日，国家体改委在燕山石化公司招待所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我让江春泽把“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的成果好好整理一下。12月3日，我将研讨会的纪要《苏东国家与我国在处理计划与市场上的不同看法、不同效果》一文报送李鹏总理。12月5日，李鹏作了批示：“已阅，写得不错。关键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与发展生产，而不是套那种自认为合理的体制模式。”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1日晚上11点钟，我都睡了，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找我，他说：“改革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们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给中央提个建议。”他还说，他自己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会议结束，我就找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在中石化总公司招待所开了三天半的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我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封信，直接送他们亲收。我还在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统计表，列举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额、进口额、城镇居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

1993年3月，我离开体改委到国家计委工作。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曾培炎，他也是国家计委副主任，他知道体改委搞了这个东西就要了过去。5月底，为准备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组，温家宝任组长，曾培炎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搞了差不多半年，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应该说，1990年到1992年的几年间，在认识很不统一、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明确，而且坚持了我们的看法。从上报研究资料提供高层参阅，到提出政策建议，到我参加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再到我们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化，这个过程是相当完整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上，国家体改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作用是积极的、正确的。

我认为，中央决心设立体改委这个机构是正确的。因为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有权力、有利益的部门都不想让步，都要别人改，自己不改。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超脱于权力和利益格局之外的部门来研究、协调、仲裁、推动。我的体会是，这个机构的作用不应当低估。

体改委有很多工作都是比较超前的，的确有改革意识。比如说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到20年就发展到1600多家，最初只有14家啊。期货也是体改委提出来的。还有综合改革配套试点、县级改革试点，体改委都抓得很超前，而且诚心诚意地支持。

（《财经》2012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