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和宪政问题:和杨小凯关于方法论的对话
[发布时间：2013-08-25 21:39:04 点击率：]

  ■ 陈平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

  杨小凯是中国留美学经济学的学生中最有原创力的学者。我在1986年留美经济学会在哈佛举行的第2届年会上认识杨小凯，一同参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制度建设。1987年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上，杨小凯和于大海来动员我去竞选第三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89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戈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举办了《非线性动力学和演化经济学》的国际研讨会，来了各学科的大家，杨小凯也来报告了他的成果，就是后来成名的新兴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劳动分工的角点优化解。杨小凯关注两个问题：学术问题是劳动分工的起源，政治问题是中国的宪政。我也关心这两个问题。每次开会遇见杨小凯，我们都有许多讨论。这次，借着纪念杨小凯的学术会议之机，我把我们讨论的问题和方法论的争论，和大家分享，以进一步推进杨小凯关心的问题的研究。

  中国文化传统，对死者的纪念，往往友人们来回忆许多动人的往事。西方学术的传统，对学者的纪念，是研讨他提出和留下的问题。和中国文化的“述而不作”的观念相反，西方学术争论越大的问题，学术贡献越大，因为启发的后来者越多。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至今生物学和经济学都没有定论：究竟人口增长是好事还是坏事？人口增长有无极限？马尔萨斯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究竟是客观还是主观的理论？但是，谁都不能否认，马尔萨斯刺激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又激发了马克思。当然，希特勒和种族主义也可以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为其恶行辩护，但那不是什么科学研究。作为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研究者，我对问题的讨论，关心的是历史的事实和方法论的优劣，同时对问题的答案持开放的态度，因为任何科学问题，只有更好的答案，没有最终的答案。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经济学博士期间，注意到英国经济学家阿伦·杨提出的劳动分工问题隐含的规模效应 (Young 1928)，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这一没有解决的基本问题，他提出用角点解的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的多样性，再引入科斯的交易成本，以讨论经济结构的演化（Yang and Borland 1991, Borland and Yang 1992)。他称之为新兴古典经济学 （new neo-classical economics)。他的工作受到芝加哥大学教授Rosen， 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和阿罗的欣赏 (Arrow, Ng, & Yang 2000)。这是中国新一代经济学人首次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创新论坛。杨小凯的过早去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损失。

  下面，我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讨论杨小凯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的工作对未来经济学发展的启示。以下的内容，除了和杨小凯本人的当面对话外，以前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次应陈禹老师郑重邀请，决定把我们的对话与大家分享，并接受大家的批评，以推进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我想说明的是，个人学术研究的路线和局限，受个人师承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必须注意的问题。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扩展研究的视野。

  一、解释劳动分工的两种思路：优化论与演化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是从一个制针厂劳动分工提高效率的案例观察开始的。然后他在第3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马歇尔以供求曲线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价格形成机制，而非劳动分工的演化。以萨缪尔森和阿罗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把资源配置而非劳动分工列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并引入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优化模型，作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显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的新古典综合，存在经济学规范的整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整合？

  （一）劳动分工引发的问题

  Young 首先提出规模递增和劳动分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1928）。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

  Stigler 注意到亚当·斯密的两个论题是互相矛盾的（1951）。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描写的是完全竞争，这意味着大量企业共存。但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必然导致垄断竞争。两者在现实中如何共存？在逻辑上似乎自相矛盾。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理解社会形态的演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是：为何资本主义和科学产生于西欧而非中国(Needham 1954)？我认为这个问题关联到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西文明的分岔为何表现为中国发展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国际劳动分工，而西方打破自给自足经济，鼓励国际劳动分工（陈平 1979，2001）。

  更大的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挑战。劳动分工的协调如何能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如果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够完全协调劳动分工，为何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亚当·斯密本人认为殖民主义是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大英帝国和美国霸权的出现，清楚显现了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华勒斯坦指出劳动分工的核心区剥削边缘区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机制(Wallerstein 1974)。这些问题基本上被排除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条不同的路线: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优化就是演化 （Alchian 1950, Coase 1958)。换言之，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发展是一个趋于均衡的制度收敛过程，这是西方价值普世观的理论基础。但是，以普里戈金为代表的非平衡态物理学认为生命和社会的演化是一个非平衡的多样发散过程(Prigogine 1980, 1984)。多数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支持普里戈金的观点。

  由于不同的师承关系，杨小凯的工作，主要受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他的方法论明确遵循优化路线，即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 (Yang 2001)。而我的工作走的是非线性动力学的路线，即理论生物学的人口动力学和生态动力学模型（陈平2004, Chen 2010)。我们力图解释的现象也不同。杨小凯试图解释国际贸易中出现劳动分工的机制，他的解释来自于张五常的猜测：降低交易成本。我的工作试图回答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演化路径出现分岔，以及如何理解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产业和大国的兴衰(Chen 2010,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