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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从商，不仅舆论关注度颇高，而且加上“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的信息，足以表明，社会还没有达到那种冷静和理性对待官员从商的地步，还在用异样和反常的目光审视之，简单地说，并没有把这种官员辞职从商现象当成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
在一定意义上，结合我国官本位的社会风气，异样打量官至副厅级的“博士官员”孙雷辞职从商，或有正常之处，但这也恰恰证明了这种行为的冲击力，一是对官本位观念的冲击，二是对公众观念的冲击，三是则表明即便是社会已经经历了几拨官员“下海潮”，但不仅未能建立政府系统和市场之间的正常流动机制，更没有建立起对官员辞职从商的约束和疏导机制。这恐怕是“副厅”辞职从商引起关注的最根本原因所在。
企业有离职率，“副厅”辞职从商能否常见化呢？“副厅”辞职从商，是社会进步和观念解放的结果，但就个体来说，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不好多说，但这或是一种理性，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反映。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家和官僚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其目标既不是公共利益，也不是机构效率，而是个人利益，如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位。一些政府官员在经济人思维主导下，在自我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开始寻求别的利益的满足，如辞职从商。本则新闻中的一个细节：广东省启动公推比选省外经贸厅厅长的工作。经过考核比拼，6名副厅级官员进入面试环节，其中就包括孙雷。那么，是不是无法更进一步升迁或者升迁无望而导致了辞职从商呢？
“副厅”辞职从商引起的舆论涟漪再次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有着深厚的土壤。应引起重视的是，“副厅”辞职从商并非仅仅与官员个体有关，而是牵涉到了诸多方面，除了其可能存在的进步意义外，官员辞职是政府机关的人才流失。尽管任何个体从商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都应得到提倡和鼓励，但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长期从政形成的人际关系网，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可以为企业谋得难以想象的巨大利益，很容易给腐败留下空隙。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公务员辞职从商的规范体制，一无约束，二无疏导，几乎处于空白地带。这在相当程度上给辞职从商官员利用自身剩余的政治资源乃至成为官商两道通吃的“红顶商人”和利用权力余威调用公权为经商提供便利，提供了条件。
有学者认为官员弃政从商“是正常的人才流动现象”，称这在台湾、美国等地非常常见。但在国外常见的现象，在我国就不一定正常，更不能忽视了国外常见的前提条件——既无官本位的风气，又有特殊的限制条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那么容易辞职从商的。
“副厅”辞职从商或是个体理性，也仅仅具有有限价值——观念解放和冲击官本位的有限度，但从根本上说，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该靠什么样的机制让官员辞职从商和企业人才从政一样常见起来？既然企业有离职率，政府部门难道不可以吗？关键在于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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