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由传统农业社会初步进入到了工业社会，经济总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按照经济增长阶段性规律，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要防范因资源、资本和技术瓶颈而出现的经济粗放和经济波动甚至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深度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数量型低端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与制度创新、企业管理创新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等为特征的结构型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后危机时代的结构增长新阶段

  后危机时代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创造，即针对消费者潜在的、多元化的消费欲望，大量地更高层次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去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的消费模式，刺激消费者潜在的消费欲望，以增加购买，增加就业，增加收入，持续提高消费水平，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和高度化。因此，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进入结构创新为主导的时代，出现了四大深度转型的新趋势：

  一是向实体经济转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以金融业、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泡沫膨胀破灭。欧洲国家产生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虚拟经济过度。所以，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美欧国家全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向实体经济转型，搞再工业化。美国韦伯大词典对“再工业化”的解释是：一种剌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并鼓励新兴工业部门增长。对此，奥巴马提出“新经济战略”，出台《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推出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剌激方案，在一些基础性产业如信息、通信、材料、高端制造、清洁能源、环境、气候与医疗上加大投入，而这些产业不光是制造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

  二是向绿色经济转型。美欧国家的再工业化不是走传统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工业化老路，而是主攻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以及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化，向低碳化的绿色经济转型。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首次提出绿色经济，包含环境友好型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再生经济的取向和特征。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已经纷纷做出跨越危机的先导性战略安排，把新能源、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信息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美国政府在气候与环保议题上已经发生积极转变，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国家战略，全面推行节能减碳。美国已先后制订和实施了《清洁空气法》、《能源政策法》和《低碳经济法案》。

  三是向数字经济转型。所谓数字经济是指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即生产、分销和销售都依赖数字技术的商品和服务活动。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即由计算机与互联网等生产工具的革命所引起的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的一种社会经济过程。它既进行制造业活动，又提供服务性业务，可同时从事这两种活动，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混合物而被称为“智态混合体”。目前，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渐现，其主要内容是网络化的分布式再生能源和数字化高端快速制造。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再工业化过程中，本着低碳绿色高效的理念，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着力向数字经济转型。

  四是向服务经济转型。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是指以等价交换的形式，为满足社会公众、企业、公共团体的需要而提供的劳务活动，通常与有形的产品联系在一起。现代服务业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表现为以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策划咨询、服务外包、第三方物流、现代旅游、现代商务及居民社区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态。从转型的角度来说，现代服务经济产生于工业化高度发展的信息化阶段，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发展起来的，它意味着服务业占经济的主导，研发、设计、咨询、教育、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已经渗透到所有的产业之中，成为了国民经济各产业发展的催化液、融合剂，越来越伸展融合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的大趋势。

  在世界经济深度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也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德国、韩国均是在经历了约30年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时出现增长回落，其增长速度一般下降30%左右。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发展，1979年—2011年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的高度，尤其是2002年至2007年间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1.65%，同上述成功赶超型的经济体很接近。如按照他们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我国将在人均9000美元左右时转入中速发展阶段，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上述世界经济转型的影响，再加之我国蓝领劳动力比较优势明显减少，占中国经济总量50%的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快速回落，导致中国经济在人均6000多美元时提前步入7%—8%的中速增长时期。2012年我国全年GDP比上年增长7.8%，创近年低值。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至6月底全国GDP增长7.6%，比去年底又回落0.2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结束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期。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其实质是由数量增长转入质量提升为主，要进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转变粗放增长方式，淘汰低质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获取结构增长红利。

  以上分析说明，中国经济一味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时代已成过去，调结构转方式已成必然，我国已逐步进入创新驱动为主的结构增长新阶段，结构的调整优化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发展在这个新时期最突出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单纯的数量增加了，而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要着力寻求经济质量和效率的全面提升。其基本目标是要没有水分的、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GDP，坚决不要污染的、黑色的、带血的GDP，努力让产业结构变“轻”、发展模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正是基于结构增长新阶段的这些新要求和新目标，中国全面转变传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确实是势在必然、势在必行、势在必发，这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二、结构增长的人文主义理论内涵

  结构增长的内核是“发展”。而发展就一般的意义而言，是指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是事物所具有的前进性、上升性趋势的运动。在哲学上，“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而在经济学上，“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即经济总量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还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但无论是哲学还是经济学，发展最终极的意义都是人的发展。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物，有多角、多层次的规定性，“人的发展”也就有着丰富的内涵，经济方面的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基本层面。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发展就扩展人们的这种能力”，他认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人的发展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人的发展是指社会上每一个成员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即包括量上的规定又具有质上的内涵。量的方面，指全体成员都得到了发展，才算是真正的人的发展。而质上的发展内涵则包括三个方面，即人的和谐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人的和谐发展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各方面发展处于协调一致、同步运行的状态。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摆脱了不合理的束缚，真正做到发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指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需要、能力、潜能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重点强调的方面。

  从以上对发展问题的理论归纳来看，转型发展的实质是强调人的和谐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相对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型发展而言，这是发展理论范式的重大转换，即从“同质化总量增长范式”转向“异质性结构增长范式”，建立和发展人文主义的结构经济学。一般来说，总量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在一定条件下的总规模、总水平或工作总量的统计指标，在这里总量是诸多个量的加总，然而只有具有同质属性的东西方可加总，因而具有统计意义的总量增长必定是同质化和物质化的，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然而仅凭这个指标则看不出生产成本、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以及城乡居民需求满足状况等。当然，总量是深入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基础，特别是发展中地区在经济赶超和起飞期这个基础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唯总量而不顾效率与质量、不顾人的发展需要、不顾社会的和谐与安全，这是违反客观规律和人类发展要求的。从人类社会最本原的层面分析，笔者赞同经济学的根本要义应该是“繁荣—市场—个人”，繁荣是指效率、增长和稳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市场是制度性场所，是规范经济主体行为和资源配置的规则与手段；个人既是经济活动的行动主体，且又是经济活动所要服务和满足的对象，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生存与发展需要。因此，经济学属于复杂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是集自然成分与社会成分为一体的。而且经济学研究自然成分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发展，故应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不可唯科学主义方法。所以，异质性的结构增长就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结构首先是指物质世界的多元性，是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结合形态，反映物质的质量和运动的效率。从更深一层看，结构又是指主观世界与物质世界的结合，反映人的主体意识形态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和运营。

  今天指导人类发展的主流经济学从总体上来看，是建立在同质化总量均衡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为了实现总量的一般均衡，必然要把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高度抽象和简化，于是这就形成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信息对称、完全竞争、零交易成本和理性经济人这四大假设前提。古典经济学是在这四大假设前提下强调通过组织和市场来使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实现财富总量的最大产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在这四大假设前提下通过边际的价格均衡作用来达到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物质福利总量的最大化。前者的组织是内生的，而后者的组织是事先给定的。但由于它们有共同的假设前提，于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偏好稳定，最大化，总量均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信息经济时代，多元复杂和运动多变的客观经济条件同主流经济学的严格假定有很大的距离，这些单一、静态、同质的假设前提都不存在，因而主流经济学面临现实经济活动的极大挑战：

  第一是异质性结构均衡的挑战。主流经济学讲同质性总量均衡，即单一产品总量均衡。价格等于边际成本P=MC，实现生产要素充分就业，产品供给最大化，这是数量型的社会福利。然而随着个人收入水平提高，需求多元化、高质化、个性化，社会福利不只是数量的满足，更包括质量、品种、服务的满足，后者就是异质性的均衡，是结构经济，一般不存在P=MC的同质竞争均衡。而且资本也异质化了，如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等，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增。

  第二是不确定性市场竞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是讲信息对称，交易双方都知道对方的所有信息，不存在谈判的成本和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正是因为如此，主流经济学不研究组织，只研究价格均衡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竞争是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于是经济学势必要研究组织和制度，要研究组织主体行为，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这就无法从自然客体的角度去定义和进行实证或验证，仅靠价格竞争的均衡是难以解决的。

  第三是个体性选择行为的挑战。主流经济学是研究群体性选择行为问题，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厂商活动，中观经济学研究产业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是在偏好稳定和最大化产出约束下，寻求帕累托均衡。其实群体是由个体组合而成的，离开了对个体行为的分析，群体行为是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的本质也无法理解。个体的偏好既是不稳定的，又是不可加总的，不存在一般均衡。因此，在个体选择差异基础上形成的结构问题通常只存在非均衡。

  第四是人类主观性认知的挑战。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强调的是商品本身，是关于“物”的学问 即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总量一般均衡模型是高度的物化和抽象，完全看不到人的主观动机和信念。然而，社会经济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和有目的地推动的，如果不考察物（商品）背后人的认知（知识、信念和动机），经济学理论就不能说明任何经济事实，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从“物” 的角度去抽象、定义和验证的，唯数学化的形式主义很难行得通。

  第五是垄断性结构效率的挑战。

  主张竞争，反对垄断，一直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亘古不变的铁律。然而，当人类开始进入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同质竞争分析框架（SCP范式）失去解释力，立足于异质竞争的模块化垄断结构形成，在加速技术创新的同时不断增进社会福利，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福利的统一。垄断结构效率存在的客观条件就是过剩经济形态下的需求创造，是高端的结构经济。

  总之，经济发展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总量供需均衡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文主义的真实财富结构优化问题。人文主义（humanism）是指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关怀，主张一切以人为本，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追求现实人生幸福，提倡宽容，崇尚理性，反对等级观念，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世界观。而作为人文主义的真实财富结构则主要包括物质财产与精神财富如康乐、幸福、关爱及和谐关系等，涉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金融资本等五种异质资本综合，其核心的理论主张是幸福与财富是等价的，要高度关注社会财富的功能性结构与质量的优化，创造财富应使人更幸福，生活质量更高，社会福利持续改善，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长期以来，建立在同质化总量均衡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同复杂化、动态化、个性化的现实经济完全脱节，存在严重缺陷，已在许多方面误导了人类经济活动，如片面追求GDP，生态失衡，社会分化，经济危机等。更为本质的是这种主流经济学是传统工业社会的观念产物，所概括分析的是高度集中大规模物质化和同质化生产力，形成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城与乡、工与农全面对立的二元结构，进行极为残酷的竞争甚至斗争，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和谐、不可持续等诸多严重问题，人类还远未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王国。因此，经济学特别是关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向人文化、多元化、个性化、协同化为特征的异质性结构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发展模式转换势在必行，这是人类发展行为目标的优化。同时，这也是研究转型时期我国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理论工具。

  三、结构增长的包容性发展战略

  如上所述，结构增长是异质性的，是总量与质量相结合、经济与社会相结合、发展与生态相结合、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发展，分别说明了异质性结构增长转型发展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具体实践。如果进一步从异质性人文主义发展理论及其方法论角度进行战略概括，这种异质性结构增长的内在逻辑联系从整体上构成了中国在转型时期的包容性发展战略。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内含异质和多元发展，其基本要求是经济持续增长、革除社会权利排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普惠分享增长成果。包容性发展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社会排斥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前者始于上世纪 60年代西方国家对贫困以及剥夺概念的探讨，后者关注个人生存和发展能力，关注公平、正义等问题，关注人类福利的增长。从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是包容性发展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因为人而为了人”的“以人为根本”的哲学思维范式是包容性发展理念最深厚的理论基因。

  在人类的现实活动中，包容性发展首先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现象过程中萌发的。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们关注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basic needs)，提出了相对贫困(relatively poverty)的概念，认为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虽然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但不足以使其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上述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则将人们对贫困的理解带入一个新阶段，他所提出的能力贫困(capacity poverty)理论关注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可以是什么或不可以是什么”，从而将贫困原因的解释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纠正忽视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将贫困概念又扩展到权利贫困(entitlement poverty)。这种观点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也包括人们发展能力(教育、健康和营养等方面)的低下。由此，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更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关注穷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能否随经济增长而改善，而且这种改善既要满足绝对意义的要求也要符合相对意义的标准。进入21世纪，由于意识到亚洲地区各国在普遍实现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却在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亚洲开发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亚行对包容性增长的官方解释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即贫困人口应享有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参与经济增长并做出贡献，而在分享增长成果时不会面临权利缺失、体制障碍和社会歧视。在这里，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我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0年9月和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有关会议上先后两次提出和倡导包容性发展，强调“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社会、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以达到较高的福利水平和实质性自由水平。

  由于包容性发展强调可持续的结构性增长，因而其财富内涵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财富观。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是单一按物品价值计算的富裕程度，或对这些物品的控制和处理的状况。在这里，财富的概念只指所有具有货币价值、交换价值或经济效用的财产或资源，包括货币、不动产、所有权，是一个同质的物质财富概念。而从人文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凡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价值的东西就称之为财富，包括自然财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智慧财富、健康财富等。前已述五个发展不是单一的物质化发展，包容了以物质、精神、生态和社会等多方面，是异质性的结构增长。这样，用常规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财政总收入就无法衡量结构增长的绩效，有必要运用异质性的包容性财富标准（Inclusive?Wealth?Index，简称IWI）。

  在这里，结构增长的绩效就是创造社会财富，而IWI与GDP最核心的区别是结构性真实财富。多年来世界各国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程度的核心标准是GDP，而GDP则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一方面它是一个流量而不是存量，衡量的是每年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公司的盈亏核算，因此不能说明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情况；另一方面单纯的GDP增长不会自动带来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因为GDP增长没有顾及环境破坏和外部成本等重要因素。IWI则是财富存量，而且是结构性的财富存量，可以克服GDP的缺陷，能够全面衡量包容发展的绩效。IWI最早由经济学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和帕撒·达斯古普塔等多位著名经济学家联合生态学家经过多年研究，于2004年正式提出。基本动机是为了描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即“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之能力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生产力基础（productive base）不萎缩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生产力基础包括资本资产和制度，其中资本资产是异质性的，主要分为三大类：人力资本(健康、受教育程度、技能等)；生产资本(机械设备、厂房、铁路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等)；自然资本(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等)；而制度包括文化、法律法规、社会建制、社会网络等（可称制度为社会资本）。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隆重召开的里约+20地球峰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其他机构（UNU,IHDP）推出第一份全球《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InclusiveWealthReport2012），以“包容性财富”作为度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对改造传统经济发展标准GDP作出了新的努力。该报告通过调查1990年至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20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以及财富构成，推导出这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份按包容性财富标准衡量的排名表上，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2008年总财富达到118万亿美元，高居排名榜首，是美国同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排在第二位的是日本，其总财富是美国的一半，为59万亿美元左右，是中国的2.8倍；中国的总财富约为20万亿美元，排第三位；德国的总财富为19.5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排名第四。在比较人均财富时，这份报告也得出了不同于以往总量增长的结果。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人均收入比日本人均收入高40%，而按照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包容年财富标准计算，日本人均财富为43.5万美元，比美国高12.5%，原因在于日本人在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禀赋更好，比美国人平均高出60%。这里出现的差别主要反映在结构性可持续的财富存量上，包容性财富标准不仅强调产品的产出数量，更强调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更强调生产主体的素质和生产环境的保护。可见，包容性财富标准更能真实和全面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拥有状况和经济增长的质量。

  总的看，包容性发展战略和包容性财富标准的经济学意义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回归到增长的本原，即以人为本，以结构为主导，发展的目的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改善同步进行，并且追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要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全面实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发展进步目标，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实际上这就是经济增长对其他各项社会进步和人文目标的包容。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包容性发展是在经济与技术进步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要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贫困落后、消除文盲、改善卫生健康状况与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区，并着力提高社会人文的素养。在这里，包容性发展理论蕴涵着的政策内涵是，包容性发展需要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增长，同时又要求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公平与增长的共享性。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机会，而没有机会则机会平等也就成为空中楼阁，经济便不可能保持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因此，就政策选择而言，为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发展，关键在于形成一个完善的、有效的、能坚定执行的包容性宏观政策体系，其政策目标是实现人人都积极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并有平等机会从中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价值公平和市场竞争环境公平，并在合理分享增长成果方面不会面临权利剥夺、能力缺失以及社会排斥。由此，政府政策和公共行动应该致力于使不同境况的民众实现机会均等化，以便他们能自由地配置其人力资本，并最终能达到较高的福利水平和实质性自由水平。

  对于我国调结构转方式来说，包容性发展战略模式的关键是切实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现阶段既要重视增长的持续包容性，更要重视发展的多元包容性，这是化解当前我国诸多社会矛盾，转变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进一步转型的根本途径。首先，在转变增长方式中要继续保持增长的包容性。不能因为增长方式的转变，使众多的社会劳动者被排斥在经济活动或初次分配以外，成为增长方式转变的牺牲品。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从我国人口与劳动力众多的实际出发，走一条民众广泛参与、内源驱动为主的转型道路。其次，在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还要解决好发展的包容性问题。要确立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权利平等、绿色导向的发展型社会理念，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直接用于民生的比重，实现分享度高、分享性强、分享面广的异质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