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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授的担心
“学院能有机会与世界商界、学术界更紧密的结合，这个也是某种程度的国际化。”陈明哲表示，“我们会给学院一些大方向的建议，并使这些建议制度化。”
陈明哲诚恳地表示选择担任复旦大学国际顾问的原因， “我希望这个时间上能够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即便没有国际顾问的头衔，我还是会给复旦管院提建议，从整个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甚至从朋友的角度而言都会这样做。”
然而，陈明哲也有自己的担心：中国大学的教授和企业的交流过于频繁，美国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走向基础研究“一种象牙塔式的研究”，而中国却更加讲究知识的应用性。在中国，管理学院最大的挑战就像医学一样，一方面要有应用，另一方面又要有基础，两方面都不能偏废。
陈明哲对于国际化的态度是亦喜亦忧，喜的方面是大家都注意到了在师资的交流、信息传递、学术研究、课程改革等方面国际化的好处，但他也在担心，人们在考虑国际化的时候，都是出于短期的考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而不从更深的文化理念上思考，“真正的国际化目标是长远的，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在中国无法落地。”
在企业界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就把模块给我就好了。”这是制造业的思维，在制造业中只要有模块就可以进行生产，生产效率越高成本也就越低。国际化带来了“模块思维”，但在陈明哲眼里，“模块思维”只是国际化的皮毛。不论管理还是组织文化，都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在国际化的多重维度之中，中国的管理学要学习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文化。
早些年新加坡完全照用欧美的管理学教学方式，但最近一些学院发现，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他们学术研究从方法到规范都确实能够与欧美主流商学院接轨，但其成果却与新加坡本土的实践脱离得越来越远。
陈明哲说，在管理学中有很多文化因素，如果把知识分成四个层面，最高层面是哲学理念，下一层是系统化知识，再下一层就是经验或者是案例，最下层则是工具。中国的企业家在系统化知识、经验或者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强的积累，但是在哲学理念上，西方相对排他性比较强，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相对比较强，“西方强调绝对主义，意思就是我有最好的模式，但中国人并不如此，中国人都是相互对等的，很多时候要考虑到情境的影响。”
管理与历史文化结合
陈明哲认为，在管理学文化方面，美国前几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的管理教育是一个很好的警训。
过去的二三十年，陈明哲大多住在美国，在他手下毕业的MBA和EMBA学生差不多有四五千人。前年“占领华尔街”最高潮的时候，陈明哲刚好去哈佛，他对那里的教师说：“你们早该改变战略了。”美国过去管理教育的发展注重的完全是量化、工具化，放弃了基本的人文素养，拼所谓专业化、拼指标、拼数据，弄到极致之后“把人的东西丢掉了”。
陈明哲认为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重要的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学习西方好的经验。在西方，一所优秀的管理学院都至少要历经50年培育而出，“中国的管理学院现在也要思考起来，30年或者40年以后我们每个学校的特色是什么？现在还很难说出到底哪所学校有不一样的特色。”
陈明哲强调管理应与历史、文化相结合，“把管理当成思维，当作一种文化的方式。”
他认为，管理制度在全球都可以用，但管理也有很多文化因素，比如中国元素，把中国元素融入进来，需要有智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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