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东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

  近日，一则“井下蜗居”的报道引起全国的关注。在朝阳区丽都广场附近，有多处井下“蜗居”，在一两平方米的简陋空间里，住着一些白天在外谋生、晚上下井居住的人。我们通过《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媒体看到了这些“井下人”的故事，令人震惊，令人瞠目结舌，同时也让人引发深刻的思考。

  前两年曾有一部特别火的叫《蜗居》的电视连续剧，讲的是社会上一群通过不同方式为住房奋斗的人的故事。那是一种蜗居，尽管那种蜗居可能很小的面积，可能三代四代同堂，可能房子是租来的，但他们毕竟可以每天生活在阳光之下。相对于那种蜗居，“井下人”的蜗居是另一种“蜗居”。这种“蜗居”只能带引号，因为它不是“居”，它在井下，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在20年都没被发现的、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看《新京报》的采访：52岁的王秀青是河北滦平人，在丽都地区的井下居住10年，是居住时间最长的人，在附近以擦车为生。我们还看到来自河南商丘，已经66岁叫全友芝的老太太，以捡废品为生，居住井下已经20年。“井下人”各式各样，在他们之中不仅有正值壮年的洗车工，还有以捡废品为生的独居老人。住在这里的男女老少中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4岁。

  这群人在井下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怎样打发时光？

  我们看看记者和“井下人”的对话。

  问：长期在井下生活，会觉得憋闷和潮湿吗？

  答：时间长了就不憋闷了，就是夏天太热，我不住井里，有时在草坪上睡；冬天才住，冬天恰好不潮湿。

  问：会常点蜡烛吗？

  答：总点蜡烛怕地面上有人发现，每天就下井之后点一会儿，我平均一个月用不完6根蜡烛。夏天买的蜡烛天热黏一块儿了，费了半天劲才把它们分开，都成了扁的，凑合用。

  问：没灯光的时候，都做什么来打发时间？

  答：我有个小收音机，每天都带着，听评书，听歌，也听新闻，我知道河北保定自锯右腿那个事，人不是逼到那份上，谁会下那么大狠心？

  问：除了蜡烛，井下还有什么必需之物？

  答：除了烟和饭我极少买东西。我有个装洗衣液的瓶子，夜里外面冷，爬上爬下麻烦还危险，就用这个瓶子小解。只要下了井，从不会想大解，这么多年有生物钟了。

  问：井下生活会有危险，热力管道一旦泄漏……

  答：我想过危险，地下冒个毒气，谁在上面扔个东西，但生活所迫，由不得我。

  问：最初下井时，心里是不是很难过？

  答：没有，10多年前我刚在这擦车，那时这附近井下住了30多人，冬天实在熬不下去，最后我也一狠心，钻到井下。相比外面的冷，井下太幸福了。

  问：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答：最难熬的还是最冷的时候，不出去吧，赚不着钱；出去吧，冻得要死。

  问：会觉得压抑吗？

  答：几乎没有，我早习惯了井下的生活。孩子慢慢大了，也争气，我心里面敞亮。

  问：你会觉得井下是“家”吗？

  答：也不能算是家，但毕竟为我遮风挡雨，要有钱，谁不愿住大房子住酒店啊？

  问：现在井盖附近的房价，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了，每次看到那些房子，你是否想过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答：我一年赚的钱也买不起一个平方，这辈子是不想了，想也没用。

  问：有人说住在井下没有尊严？

  答：尊严？分对谁讲。像我这样的人，跟要饭的差不多，尊严在我身上谈不上。2008年，我在路边擦车，城管把我抓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把我关狗笼子里，我是想要尊严，那时还有什么尊严呢？

  问：你出井时，会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答：我不管别人看得起看不起，现实情况在这摆着，我光靠要面子，孩子吃不上饭上不起学，到最后还是没面子心里难受啊。

  ……这些，是让人看到很凄凉的对话，是让人看到很揪心的文字。

  “井下蜗居”现象，只是中国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的一个的缩影。城市低收入群体多来自农村，他们家中人口多，生活拮据，在城市打工或拾荒。为了省下每个月几百元的房租，夏天住公园，冬天冷得实在不行了，就住在热力井下，变成“井下人”。“井下蜗居”的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反映的社会问题却不可小视。他们和乞讨者、拾荒者、流浪儿童的境遇几乎一样，他们是徘徊在都市边缘的“边缘人”。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衣食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吃饱，穿暖，有地方住，就是人类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实现形式。住有所居，是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在北上广深，打工者买不起房，房价涨得比人们的心眼动得都快！正像前面记者和“井下人”对话，面对“井盖附近每平方米超过4万元的房价”，“我一年赚的钱也买不起一个平方，这辈子是不想了，想也没用”。尽管保障性住房制度不断探索，又有各种优惠政策，但是过低的收入相对于一处可心的住房只能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纯靠体力拼生活的人甚至连廉租房都租不起。

  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要高度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就是在于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求，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生育、失业、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但是，这个社会往往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做得多，而雪中送炭的事情做得少。最需要有保障的恰恰没有保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得到哪怕最低的生活保障。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健全，社会保障管理需要改革和创新。

  曾几何时，许多城市的楼建得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环境越来越美，频频见诸于报端的是城市是“魅力城市”、“活力之都”，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增强。但是在城市的文明程度、和谐程度不断提升的条件下，小商小贩们却越来越没有摆摊的空间，流浪者越来越没有栖息的场所，低收入者面对终其一生收入也无法企及的房价只能望楼兴叹。外来人口、大学毕业生、农民工，他们在不断富裕起来的城市，越来越感到难于立足，生活难以为继。如果说蜗居现象是对现在房价的一种嘲笑，那么说“井下蜗居”就是对和谐城市建设和文明城市建设的一种讽刺。

  管理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木桶原理又称短板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根据这一核心内容，我们就可以推论：第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木桶才能盛满水；第二，只要这个木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木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

  把“木桶理论”应用到城市管理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我们的城市不仅是相对高收入群体的城市，也是低收入群体的城市；我们的城市不仅要为有户口的人服务，也要把没有户口的人纳入服务范畴；我们的城市既要为主流群体的生活锦上添花，更要为边缘群体的生活雪中送炭。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反映的是这个社会的良心。

  “井下蜗居”的生存状态，是对城市管理者管理智慧的挑战，更是对城市管理者管理理念的考验：如何看待城市发展与人的生活的改善？如何保障社会无力者、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生活条件？这里，我要和城市的管理者说，有短板的小康不是完美的小康，不实现全民的富裕不是真正的富裕；有文明死角和社会丑恶现象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缺乏公平的幸福不是全面的幸福。在今天，我们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之下，好好思考一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真切含义和全面内涵。

  面对“井下蜗居”之类的问题，城市的管理者们更应该着眼于长远解决问题，而不是粗暴阻止、驱赶，一堵了之。“井下蜗居”问题曝光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做的就是将暖井口用水泥封住，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广州用尖石锥驱逐立交桥下的流浪居住者，郑州用收缴棉被解决民工睡街头的新闻。“井下蜗居”似乎只是北京的个案，实际上全国各大城市不乏类似的“桥下族”、“露天族”、“公园族”。要想彻底解决“井下蜗居”问题，水泥封口的做法过于冷漠，爱心人士的捐助有些势单力薄，学校、企业提供公益岗位也不可能解决全部“井下人”的问题。改善社会低收入群体、底层人、边缘人的生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一套长效机制，既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创业需求，特别是提高社会低收入群体、底层人、边缘人的能力；又要构建完善的均等化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体系，改善“蚁族”、“蜗居”乃至“井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们希望，让阳光照进井下“蜗居”的人群，照到全社会各个角落，让党的富民惠民政策惠及到城市乡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