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的趋势与极限
[发布时间：2014-04-07 09:37:36 点击率：]

  但从长期看，人类社会越文明，人们从政府获取的公共产品就越多，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也将大政府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志，而将那些政府只承担很少职能的社会称为野蛮社会，区分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标准之一，就是政府职能的多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政府提供的只有国防，到了封建社会，政府开始提供社会秩序，到了君主集权社会，政府开始提供基础设施，比如兴修水利，开凿运河，规划道路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又开始提供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

  现代政府公共职能的产生一方面是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公民越来越将麻烦带给公共社会，这就需要政府出马才能解决，比如城市公民所产生的各种垃圾就需要政府来统一处理，另一方面现代公民也对公共生活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比如私家汽车的增加也需要政府修建更多的公共道路。总之社会文明程度越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越多，人类就越能从政府的公共职能中获得好处。

  政府如果拒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后果则是可怕的，卡尔?波兰尼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以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起源而闻名。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力作之一，该书出版于20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对鼓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展开了强有力的批判。波兰尼旗帜鲜明地反对鼓吹自发调节的市场，认为这种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鼓吹也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层次原因，是法西斯主义的来源。

  他认为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的一部分，而经济也只不过是更为宽广的社会的一部分。鼓吹市场自发调节实际上是要求市场和社会“脱嵌”，这势必会导致市场和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和市场规则盲目扩张，市场规则要取代社会规则，市场要支配社会，人和自然被商品化，违背自然和人性。另一方面是社会自保运动急剧开展，社会通过种种运动，包括立法、建立殖民地、贸易壁垒、甚至战争来自我保护。而这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便是彻底抛弃市场和自由的法西斯主义登台之机。

  波兰尼的结论是市场经济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相反它是毁灭自由的祸首。他主张市场得到限制，市场规则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规则必须得到尊重，人和自然应该得以保全，因此，国家干预不被视为邪恶。与波兰尼批判自由放任，认为自由放任必然导致法西斯主义不同，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即使不存在法西斯，自由民主本身也会导致大政府的出现。

  托克维尔认为个人财富和生活的安逸成为个人最大的追求之后，公共精神开始沦丧，他们渴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或者政府代表可以帮助他们打理个人生活以外的公共事务，贪婪的人们在交出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开始培育“一个闭塞心灵、削弱灵魂、侵蚀德性的温和而强大的专制（力量）”。而这样的过程并不能为众人所轻易识破，托克维尔对此有着翔实的描绘：“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这样的一种平等所导致的人类自由荡然无存的图景令人从心底感到可怕，这是灵魂的堕落和人性的丧失的结果，这些托克维尔对自由主义的悲观预测。

  然而大政府也是有极限的，奥地利财政学家葛德雪在1917年的文章《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中首次提出了“税收国家”的概念。他认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的服务需求会越来越大，税收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公共服务导向的“税收国家”。

  1918年，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则反驳葛德雪的观点。他在一篇名为《税收国家的危机》的文章中预见了“税收国家”的危机，提出政府支出的增长必然超越国家税收的增长，平衡财政的治国理念必将面临挑战。10年之后，1929-1933年的“大萧条”爆发了，大萧条席卷全球并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此，赤字财政取代了平衡财政，负债国家取代税收国家，政府支出的不平衡预算成为主流，熊彼特的危机预言一语成箴。现代政府必须通过债券和货币的发行来弥补预算赤字，由此开启了经营型政府的新时代。

  总之，政府提供更多服务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大趋势，但政府扩张自身也是有局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