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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EMBA 高级公共管理者回炉进修
[发布时间:2014-06-10 09:46:07 点击率:]

  每个周末,广东那些知名高校的商学院门口,总会自发地形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锁上公务车的车门之后,一些人将会暂时屏蔽掉头上的各种政务头衔,成为EMBA班中的一名普通学生。

  一种以培养经营管理人才为宗旨的教育形式,近几年却成了中国官员的热门选择。那些时常在各档时政新闻中出现的名字,也会频繁印刷在EMBA班的校友录上。

  在很多人眼中,EMBA充满着各种想象空间,就读期间的党员、干部更是神秘莫测。充电器、朋友圈、深造、镀金。种种词语笼罩着EMBA的天空,令原本平常不过的教育模式,亦变得有些暧昧不清。

  

  “返校”潮

  

  “我们当然要看到管理科学与行政行为之间的重要联系,但同样不能忽视EMBA灵活、机动的教学设置。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是一件大事,有能力、有精力学习更是一件大事。”

  陈元没有想到,快到50岁的年纪,还能有机会重新回到校园。

  2010年,陈元经过组织部门考核选拔,成为广东一家国有大型科研机构的党委书记。当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刚刚摆在面前,上级领导又赋予他一项重要任务:参加省内某重点高校的EMBA研究生课程班。

  大多数有意就读EMBA的公共管理者,都有着和陈元相似的职业图景:他们在各级行政组织、事业单位中担负着重要职务,决定着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前景,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工商管理教育;他们有着很多的“经验之谈”,却缺少科学的管理观与方法论。

  “工作了这么久,脑子快被掏空了,确实到了该充电的时候。”安丽萍对记者说。作为广州市属部门的一名处级领导,在体制内打拼了十几年后,她和陈元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回到校园。

  而 在业界专家看来,领导干部作出如上的选择,并不意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经济社会战略发展需要更多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华南理工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朱桂龙说,“以培养具有现代管理理论、掌握科学决策方法的高端人才为目的的EMBA,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官员更新思想观念,强化战略思 维,提升执行能力,增强团队合力等需要。”

  尽管社会各界对官员与EMBA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统一,鼓励高级公共管理者回炉进修,早已是 不少职能部门、行政单位的普遍选择。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便选派了地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课程的学习;几乎同一时间段, 广州市委组织部也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组织合办局级领导干部EMBA班,学员主要来自市内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

  “EMBA与传统的研究生教育有着很大不同,强调的是学习过程,而不是选拔手段。”安丽萍说。相比选拔意味浓厚的专业研究生录取,EMBA的笔试简单很多。一些商学院甚至会开设考前辅导班,帮助报考者熟悉一下题型,把握住复习的方向。

  在 许多人看来,这样意味着读EMBA一点门槛都没有。对此,陈元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平时工作太忙,复习时间有限,加之离开校园的时间久了,笔头也钝了,校 方确实不会太过为难我们。”不过在他看来,EMBA的录取过程中,一些环节要比笔试更加关键,“学院要考察报考者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相应履历的人很难入 围。而入围之后的面试,才是真正的难关。”

  相比入学的分数,EMBA首要考察的是报名者的管理经验和工作资历,优先考虑具有丰富管理经 验的申请人。这或是另一道严苛的门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项目,每年要从笔试和面试者中淘汰掉三分之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EMBA项目至少要淘 汰掉一半报名者—究其原因,大都是报名者的实践经验不足。

  “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目前组织里的职位越往上越少,请问 是否应该鼓励年轻人谋求更高的职位?”“中国的老龄化及失业问题该如何应对?”“你的下属向你抱怨,单位给出的薪水太低,你如何处理?”陈元至今还记得面 试官给出的题目,每一道题都是一个大题目,足够在高校专门设立一个研究项目。

  “我觉得当时回答得并不好,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陈元说,“不过事后回忆起来,这些问题恰恰是我在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重点,这也正是我选择回到校园的原因。”

  

  在课堂

  

  尽管坊间对官员就读EMBA有很多想象,但在当事人看来,学习一直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每到周末,广东各大重点高校商学院的停车场,总是一位难求。这里有企业家喜欢的雷克萨斯和法拉利,也有官员经常乘坐的帕萨特与奥迪。

  坐着不同汽车的学员,入读EMBA的诉求也各不相同。国有企业高管以及政府官员,多半是因工作和个人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家经过初级阶段的摸爬滚打,也希望系统学习管理知识。在陈元所在的班上,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各地分管经济的市长、副市长。

  尽 管不是全日制学习,EMBA仍然为学员布置下庞杂的学习科目。 “党委、政府的工作要与时俱进,当然要求官员具有高素养,其知识的范畴自是包括市场经济、工商管理。”安丽萍说,“我认为这些课程确实有助于自身能力水平 的提升,有助于党政机关工作水平、工作效率的提高。”

  教授这些基础性课程的老师,大都是商学院的学术骨干,而有资格站在EMBA讲台上 的人,不只是这些象牙塔内的精英。令安丽萍印象最深的一位客座教授,是某跨国公司中华区的首席运营官。一连两个周末,他以“基于跨国公司视角谈政府服务及 投资环境打造”为题,开展系列讲座。

  每次专题性的听讲之后,学院都会要求每名学员上交一份针对本行业、本职业的学习心得。“对于跨国企 业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投资环境进行投资同样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如果投资目的地的政府官员能够了解企业的真实需要,就可以更好地为企业提供服务并有效改 善投资环境,从而获得更好的企业投资美誉度。”安丽萍说,“这是我课后的一些思考,也是我对本职工作特性的重新认识。”

  在各自的部门单 位,来自官场的EMBA学员都是相应的领导者,习惯了在讲台上坐而论道、答疑解惑。而回到课堂,他们更像是一名学生。“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激烈变动, 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新问题。有机会见到这样优秀的专家学者,我们肯定要讲出内心的思考与困惑,真正像学生一样求问老师。”陈元说。

  “广东 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有很多丰富的管理实践,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各级公共管理者也非常重视对管理的研究。”朱桂龙说,“这些学员关 心的问题大都来自工作中的实践,来自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比如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企业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问题,甚至还包括流动人口管理和社区自治的话 题。”

  听讲、提问、讨论?EMBA的课程教育集中在一间小教室里,也会外延到广阔天地。2010年,广州市第一期局级领导干部EMBA 班,便安排学员前往安徽省合肥市,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建设。而在安丽萍的课程计划上,也罗列着中山市流动人口管理、东莞市产业转移现状等外出调研的项目。

  “EMBA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基本上占满了我的周末时间。”陈元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一定要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矛盾。即便是政务缠身,工作繁忙,也要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上课,然后写好论文。”

  尽 管坊间对官员就读EMBA有很多想象,在当事人看来,学习一直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很多商学院都为学员们安排班主任,班主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随堂跟 踪、记录考勤。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商学院,要是发现学员一个月的四天全部缺课,教授就会要求其重修。”安丽萍说,“这些学者都钻研了一辈子学问,很多人不 容你糊弄知识、玷污学校。”

  学习,占据周末时间的学习,也改变了很多官员的生活方式。参加培训之后,陈元明显感到自己的应酬少了很多, 连带着转氨酶和血糖值都下降了不少,“有了学习这个最好的理由,各种不必要的聚会见面都能顺利地推掉。你也会发现一种别样的乐趣,比如不断获取新知识的感 觉,就特别好。”

  

  朋友圈

  

  在就读期间的学员看来,EMBA班确实有着不同于其他 课程班的地方。这个特殊的朋友圈里,确实有“名”有“利”,但并不意味着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名利场”。“来到课堂就是寻找一种学习的氛围,如果说来这里的 唯一目的就是结交朋友,拓展人脉,那么去打打高尔夫球可能更好。”有学员表示。

  尽管CEO、董事长、局长、市长等等高阶头衔俯拾即是,更多的人还是愿意保持某种纯粹的学习关系。EMBA学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聚集在商学院,他们必须彻底去掉那些光鲜的称呼、头衔,这里彼此间的头衔只有同学,没有老板、校长、厅长或者书记。

  多次的沟通交流之后,官员学员逐渐地适应了这样的氛围,开始有意无意地正视那些不同界别的群体。闲暇时,安丽萍也会和企业界同学一起喝茶聊天,了解他们的经历与心态。

  “本以为这些企业家的聚会只是吃喝玩乐,事实并非如此。很多富豪在一起经常讨论如何做慈善和公益,如何去帮助弱势群体。”安丽萍说,“这确实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外界盛传EMBA学员的课外生活较为奢华。陈元说,起码他自己没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班在去年雅安地震期间,就集体出资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于资助灾民。有同学会自费到当地参与重建工作,这也是我们学习之外的重要收获。”

  与企业家同学相比,尽管囊中相对羞涩,身家更是天壤之别,但在彼此的交流中,许多官员还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存在感。“有些企业家看似锦衣玉食,心中却有着太多的压力和苦楚。”陈元说,“相比他们的焦虑,我们还是要安稳多了。”

  尽管官员对EMBA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复杂的舆论场。

  私下里,他们也有着自己的不解:“党员干部到高校学习进修,是一种很好的风气,至少要好过大吃大喝。他们的管理水平提高了,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利益都会有好处。如果说学习真是一种福利,那也是一种应该的福利、有益的福利。”

  2014年初,安丽萍结束了三年多的学业,终于拿到了一纸学位证书。“相比这张纸,我更在意学到的那些知识。其实中国教育的含金量本就该从证书转向内容。组织考察干部时,也要更多地看重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每个周末,陈元依然会出现在校园里。由于工作实在繁忙,他向校方申请了延期毕业。他说:“我是真想学点东西,这样的‘留级’,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