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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刷煤气灶的小贩,到身价几十亿的资本家,平民商人张大中的发家史里写满了他的努力。
张大中是在58岁那年开始感到厌倦的。
倒腾电器这个游戏,他已经玩了20多年。最初的张记电器加工铺慢慢变成了90多家大中电器连锁店。他闭上眼睛也能想出游戏里面每个小陷阱、小手腕。
他也决定退出了。但必须风风光光。他在去年底挑了个最好的时机,把两亿元固定资产的大中电器卖到了36亿。与之相周旋的,是家电业的大佬们——黄光裕、张近东、陈晓,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但他们都没能从他身上获得多一分的好处。
他坐在北京西郊的青清商厦3层办公室里,开始了新的事业。这里曾是大中电器的总指挥部,现在变成了大中投资公司。
在他背后的书架里,摆放着一幅旧照片。这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子,面带微笑,嘴角透着一丝倔强。一支盛开的康乃馨陪伴着她。
这是张大中母亲的遗像。1976年,她因“反革命罪”被“四人帮”枪决。得知消息后,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绝望而漫长的一晚。在“整整3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之后,他没有选择以颓废的方式来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几天后,我就像一个正常人了。”张大中说出这句话时,仍带着多年前的隐忍,“还能怎么办?人必须要活下去。”
当年,他没有想到,这段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却促成了其事业的开端——五年后,张大中用平反分得的500块钱,开始了自己的从商生涯。“我怎能不对得起这500块钱?”
刷煤气灶的小贩
1980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窜来窜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钱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钱启动的第一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火燎就黑乎乎的,张老板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明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第一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老板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钱,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这成了张大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月薪30块。
1979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七个,每人1000。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钱干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绝对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钱“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
这一年,张大中31岁,刚刚插队回城,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钱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老板,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钱。
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赢利的起点。
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张大中说。
“违纪”当上大老板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
如此挨过一年。“到1987年,我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张大中深有感触地说。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
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
从小老板到大老板飞跃的关键点,体现在2002年中央电视塔店的选址上。张大中直言,整个大中电器的价值,这个中塔店能够占40%。坐落于玉渊潭公园西门对面的中塔店,是三环上唯一一个有大面积停车场的家电卖场,自2004年以后,每年的销售额都在10亿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20亿。这是大中电器所有门店中盈利能力最强的一家。
这个店的开张,又完全是张大中个人决策的结果。“中塔地下商场在建的时候我就进去看过,觉得是个很宏伟的工程,建成后,那里被用作批发市场租出去,生意一直冷清。”张大中如此描述这个店最初的情形,谁都不信这里能开火一个电器连锁店,但是张大中不信邪,以很低的租金拿下了中塔店,整改后进行大规模宣传,作为大中的标志性门店推广。经过一年的强力推广后,中塔店开始盈利,不仅迅速成为大中所有门店中最赚钱的店,而且也是全国家电连锁门店中单店销售最高、最赚钱的店。
做一个资本家
“20岁时靠体力,30岁时靠专业,40岁时靠人脉,50岁时靠资本。”经营大中电器的这些年,他走过了靠体力、专业和人脉这三个阶段,现在他决定做一个真正的资本家了。
今年1月5日,拿到30亿现金的张大中正式注册了大中投资有限公司(36亿收入纳税后变为30亿),带走了原有大中电器20多人的核心团队,进军风险投资业。
“我能够把最初下海时的500块钱变成30个亿,就要利用我和我们这个团队20多年的经商经验,把这30个亿变成更多的钱,卖掉大中电器是大中事业的新起点,而不是终点,30亿是大中投资的起始资金,而不会成为我个人的退休养老金。”
对于外界盛传的他要进军房地产的说法,他明确予以否认,“生物、高科技、金融等都有所考虑,从来没想要全部扎进房地产去,现在先静思3个月,暂时都没有眉目。”
“哥们儿最近有钱了!”张大中举起双臂,紧握双手,做出一副劲霸男装商标的样子——这是他现在经常做的一个动作。
他开心地哈哈笑着,像个考试得了100分的孩子。
(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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