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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11月，有76%的中国大陆商业领导人感觉紧张有压力，与之对比，在瑞典只有23%的商业领导人会这么觉得。中国之后，商业领导人压力最大的国家是墨西哥、土耳其、越南和希腊。与之相对，压力最轻的分别是瑞典、丹麦、芬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个结论是通过对36个国家的7400个私营企业调查后得出的。同时，调查中说，“当问到导致压力的原因时，共同的原因是经济环境，资金流动，竞争和高负荷的工作。”
中国的商业领导人将经济环境归结为导致自己压力的一个原因，乍看上去让人不解。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此次调查的对象全部都由私营企业的领导者构成，就会解释这一悖论。在中国，几乎没有私营企业成为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直接受益者。而且，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之前，中国政府正在对中国经济的一些领域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比如钢铁和能源。这些领域内的私营企业几乎没有例外地受到了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同时，中国国内舆论上开始出现对“国进民退”现象的报道，舆论指出，国有企业借助宏观调控和经济危机的时机侵蚀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在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私营企业从国有金融机构得到贷款和其他方式融资的可能性降低。银行的惜贷甚至逼私营企业提前还贷，毫无疑问会让部分私企商业领导者的压力骤然加大。
至于竞争的因素，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以至于在某些行业会出现价格“割喉战”的现象。但是由于中国本土市场庞大，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大多数存活下来的公司仍然能够取得不错的收益。不过，这一情况在新的竞争对手加入之后会发生变化。在中国，引发这种变局的新入场者是国有企业，这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国进民退”现象相关。不少私营企业在自己的领域发现了“国家队”对手，甚至一些以往大型国企不屑于去做的行业也不例外。
高负荷的工作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而言，基本上是一种常态。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一些未被提及的因素可能还包括以下几个：第一，中国的舆论环境对私营企业领导者一直不太友善。第二，中国政商关系复杂。前首富黄光裕案揭露出这种复杂关系的一角。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看来似乎只能劝他们学会自我调节。因为环境和人都很顽固，无论是经济大环境还是公众的态度，似乎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得以改变的。
(摘自《经济观察报》 李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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