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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生前向来反感企业社会责任的提法，在他看来，企业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即为股东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弗里德曼和追随他的经济学家还具体论证了为什么赋予企业过多的道德使命是行不通的。
经济学家柯纳·伍德曼在他的新作《与全世界做生意II：你买的是什么》中，阐述了公民行动驱动形成的道德认证对供应链的真实影响。他曾辞掉伦敦的金融工作，踏上环球做买卖的冒险旅程，出版了第一本《与全世界做生意》。
伍德曼走访了中国、老挝、刚果、阿富汗、尼加拉瓜、坦桑尼亚和科特迪瓦，深入了解了经道德认证的咖啡、海鲜、苹果手机、服装等产品的生产和贸易过程。探询的结果是，弗里德曼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没有过时，相当多道德认证项目本质上只是“漂绿”行为，实质的改变却并不多：环境污染、“血汗劳工”问题依旧，道德认证甚至被当做一种采购砍价的口实而进一步恶化了劳动环境；欧美国家消费者为经道德认证的产品所支付的溢价，也没有落入发展中国家工人和农户手中，而是变成了公平贸易组织收取的认证费用。
在尼加拉瓜的一条海产品出产最为丰富的海岸线，产量不断增加，大量潜水捕捞员都在增加捕捞次数，这一切换来的结果却是劳动者越来越穷，甚至出现“渔民吃不起鱼”的怪诞现象。尼加拉瓜海鲜多销往美国，由美国几家顶级海鲜进口商承揽，后者均加入了抵制深潜捕捞的公平贸易道德认证，还宣称为海洋生态保护投入了巨资。书中指出，与尼加拉瓜海岸线相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加纳的可可种植田、苹果手机的中国生产企业等全球许多角落。品牌商收获了好名声，生产商和贸易商赚到了钱，消费者似乎也更为心安理得，“生态消费”和“公平消费”却成了一纸空文。
伍德曼在刚果的走访，可以用惊险来形容。刚果这个战乱频频、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向世界出口锡矿产品，也因此被纳入到政治层面更高的“公平生产”议程，从联合国到欧美国家，普遍呼吁甚至颁布法令禁止与刚果开展任何贸易。作者曾以为这种禁令是合乎道德的，但在刚果的土地上，他目睹到的真实情况却是，当地人民除了采矿并经出口换来聊以糊口的粮食，别无其他生活来源；联合国和大国越是出于人权理由而对刚果实施制裁封锁，贸易商就越能卡紧采购价格，采矿者所能得到的收入就越低，就更容易促成人们舍弃正当职业去铤而走险，形成恶性循环。
柯纳·伍德曼希望，欧美等国家的大企业、公民组织、消费者，应当为“生态消费”和“公平消费”付出更多更深入的努力而不是现在这样停留于表面。他认为，大企业完全有能力控制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不要因为采购或外包链条过长就虚化道德责任。
他的这番期待，在当下可谓是欧美国家消费者和公民组织的共识。即便不能在短期内变为现实，也必然会向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传递更大的压力。这当然也会对中国的贸易商和外包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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