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智库”一词开始风靡中国。笔者研究美国历史发现，美国重大的历史转折，或是重大政策的出台几乎都看不到任何智库的影响，这些政策往往是学者推动的，而这些学者更多是来自于大学，他们是学派领袖，而非任何智库的成员或其领导人物，智库的作用其实是被高估了。

  美 国有代表性的智库大多具有党派背景，一般都是专门为某个党提供政策咨询，比如立场偏左的布鲁金斯学会就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 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而立场偏右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则有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之称，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 官员纷纷加入该所，这跟中国的“老干部智库”差不多。美国也有一些民间的智库比如福特基金会等，这些智库虽然属于民间，但也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 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政党智库最多是政策解读，提出些细微改进性的意见，或具体执行方面的协助，但很难提出大的主张。

  中国和美国 的智库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有两类智库是美国没有的，一类是官方附属的智库，一类是大学智库。官方附属的智库比如社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等。政 府直属智库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是做的比较好的，中国的重大政策都是官方智库的成果，但是由于保密的要求，这些并没有大肆宣扬，其实中国每年都出台那么多 的政策，很大部分都是官方智库的学者提出的，都有对应的人员，但我们很少知道他们。但中国的官方智库也是有缺陷的，他们最大的缺陷就是创新不足。翻看社科 院和国研中心的网站，就会发现他们从事的更多是具体事务，很少有做原创性研究的，跟大学学者完全不同，而这些单位的研究人员包括领导层，很少因为新颖的观 点而为外界所知。

  中国大学智库并不新鲜，名气比较大的如林毅夫教授领衔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胡鞍钢教授领衔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李稻葵教授领衔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以及笔者所在的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都是比较知名的大学智库。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在90年代的改革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胡鞍钢教授领衔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在朱镕基总理时代比较活跃，胡鞍钢也一度被认为是朱镕基总理的智囊，李稻 葵教授也是近年高层比较倚重的一位学者。中国这些大学智库的领衔者其理论素养都要远远高于官方智库的研究者们，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比如林毅夫教 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胡鞍钢教授对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政治体制优势的解读，李稻葵对世界视野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把握等。

  大学智库，兼有 智库和大学的双重属性，大学是进行创新的地方，智库是进行政策建议的地方，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提出“创新性的建议”，这是大学智库与其他智库不同的地方，其 他的智库只提出建议，而这种建议往往并不带有创新的性质，而没有创新的建议，其价值和影响力往往是不大的，也不可能大。新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很多学者所 谓“智库只做政策研究，不做创新”的观点笔者是不赞同的。大学智库就更注重创新和创新成果的运用。比如笔者所在的智库就有很大一项工作，就是将大学教授们 的研究成果进行吸收和二次发布，这种工作只有大学智库会做。“大学智库”之所以称为中国智库领域重要支柱并且越来越发挥重大作用，就跟其创新功能有关。当 然这只是内部比较，总体上来说，中国大学的创新性还比较有限，中国教授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跟上世界的先进水平，这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但不管怎样， 大学智库将在中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所谓的民间智库，只是做重复媒体的工作，他们所提出的所谓建议不过是重复媒体 已经炒熟了、炒烂了的说法，并无任何新意，笔者每天都会收到一些所谓智库的内参，笔者的文章也经常被各种内参所收录和引用，这些民间智库大部分是从事信息 收集和信息销售的工作，有的是以收集新闻报道为主，有的以收集评论为主，大部分大都是反体制，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价值并不高。

  其实通 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美国虽然各大智库极具营销性和品牌性，但是其对重大政策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美国国家领导人更多的还是倚重 那些拥有原创思想的大学学者，而具体到中国，类似于美国政党智库的这些常规智库其运营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在中国也不具备发展的土壤，而在中 国，国家领导人更多倚重的还是官方智库和大学智库，而官方智库其“政策咨询”和“政策解读”性质也决定了其在“创新”上存在着的短板劣势，而大学智库的地 位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越来越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