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于国家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据了解，上一次的财税大改即“分税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二十年后的此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一轮的财税大改革。全会提出的财税改革，主要包括税收制度、预算制度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这三个方面，这三个主要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制度体系的改善与成型、政府与市场的决定定位是紧密相连的，这无疑对深化财税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提升到国家治理高度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曾预测财税体制改革将是本次改革的突破口，谈及公报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表示，王雍君表示：“我当初没有想到，这一次三中全会的公报把财税改革提升到那么高的高度。”

  王雍君表示，第一次把财税改革跟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主要支柱，国家治理就是治国经邦的问题，财税就是一个治国经邦的大学问，在这个论述中提到这样的大高度，另外还把财税提到了“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高度。

  对于财政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表述，王雍君表示，这句话分量最重，把财税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性表达得非常清晰、准确到位。

  王雍君指出，财税问题有“三个事关”。第一个是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二个是事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施政能力，第三是事关正确的合法性。

  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应

  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是财税改革的重要方面。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表示，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此，曾有地方官员表示，由于地方的财政收入受限制，民生政策又在不断加码，使得一些地方不得不欠账，这也是资产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而预算管理制度的改进将对协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有一定的意义，对资产负债率也将有一定作用。

  其次，财税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不同政府层级间的实权划分要考虑多种因素，一般而言，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政府牵头提供，而地区性的公共产品则适宜地方政府牵头提供，具体的支出责任，应合理地分别划归中央与地方。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是财税的关键之一，公开性和透明性是十分重要的，若层级不明，责任与事权重叠混乱，对财政的影响很大。而明确了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与权益、义务之后，各项财税制度也将更为明了，将推动财税制度的完善、促进财税制度的作用。

  三大税引领改革

  深化财税改革的关键是在稳定税收的前提下改革税收制度。而税收制度涉及的面较广，包括房产税、资源税、营改增等等。对此，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下一步营业税改增值税、房产税和消费税等改革有望深化。

  对于房产税，据报道，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认为，随着时机的日益成熟，该项税种试点的扩围已经“不可避免”。“中国房地产调控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房产税有利于改变人们对于房地产发展的预期、改变房地产脱离其本来属性，变为投资品的趋势。”他指出，并预计房产税的推进在最近一两年“会有大的动作”。

  刘恒还分析，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环境税开征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已经显现，未来环境税可能会被提上日程。此外，像资源税等新兴的税种亦有可能被逐渐加入到征收税种的行列中来。

  此外，刚刚才迈出第一步的“营改增”这项政策的扩围亦是必然趋势，以后有望得到推进。对此，贾康则表示，为处理“营改增”进度较快而地方未来主体税种打造较慢之间的矛盾，不排除在流转税领域区别对待地开掘消费税的潜力空间。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军解读公报内容指出，以上三大财税制度改革，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引导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成为公共财政建设的主要支柱。

  对于财税制度改革，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这里所说的现代财政制度就包括建立现代预算制度、建立现代税收征管制度等，必须改革传统的财政制度，将原来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要转到市场经济中来。现代财政制度的提法，非常先进和科学，指出了中国财政制度的长期目标，具有指导意义和引领意义。